本报记者 孙滔 徐可莹

“要做减法。”对于徐星来说，这个理念已经刻入骨髓。

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生代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

他最近非常关注科学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材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他的答案是，知识点的重要性在降低，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中小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识点、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这个“减法”做好，中小学生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学习”也就更容易了。

今年年初，他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同时，徐星还将自己的“院士科普基地”落户于此，正式以“小学校长”的新身份推进他的科普事业。

是的，除了学术光环，徐星身上还有一个“科普”标签。他曾协助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制作了数十期/集科普节目和纪录片，作了近百场科普讲座，撰写科普文章和著作50余篇/本，因此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科学教育、科普等问题对徐星进行了专访。

“减法”教育：让学生有时间更好地思考、探索

《中国科学报》：跟国际相比，中国的中小学科学教材差距体现在哪儿，可否举例说明？

徐星：以“数理化”为例，中小学教材在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教材囊括了过多的知识点，对科学内涵的揭示少了点。其实，教材更多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传承和科学思维的训练。如果一味强调知识点的数量，会使孩子没有时间思考，反而不起作用。

这是一个关乎教育本质的问题，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知识点固然重要，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但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要。

从现在的科学发展看，一定要做“减法”，只有“减法”做够了，我们的学生才有时间去更好地思考、探索，教育质量才能提高。

另外，也要关注学科布局。比如我所在的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包括大气、海洋、古生物、板块构造、行星科学等，是一个大学科方向，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小学教材尤其是中学教材里，地球和环境科学的分量很少，一些重要方向甚至没有涉及。所以，在编写教材时，应该注意反映目前整个学科的布局、科学的架构，只有这样，孩子们对整个科学体系才能有更全面的认知。

我在和国外一些教材出版商的沟通中体会到，他们的教材设计非常注重把一些基础的、关键的科学概念融入书本中。在编写教材时，对于怎样构建教材、团队怎样搭建、不同的人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有非常细致的考虑，因此他们的组织形式更合理。他们会请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些科学家担任顾问，在教材编写初期提出建议。一方面，科学最核心的内容体现在了教材中，另一方面，作者是编写教材的专家，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面向学生。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它会影响全国的学生。这可不是我们作一两场科普报告能改变的。

科普经验：要有所取舍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设计科普作品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徐星：大家都知道“标题党”，其实是强调标题很重要，是第一位的。比如，我做恐龙科普比较多，霸王龙是大家更熟悉的一种恐龙，也是动物世界中最知名的物种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这个物种的科学研究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做科普时，应该尽量把它放到标题中。科普的目的是科学普及，要惠及更多的人。如果关注的人很少，就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做科普还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公众语言）之间的转换是有难度的，甚至是不能实现的。

用公众语言讲解一些严谨的科学概念时，可能会产生误导，但是不是就不应该介绍了？我觉得科学家需要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科普时有所取舍。

《中国科学报》：这些年的科普工作中，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你的科普演讲水平的提高，我们很想知道你做了哪些努力？

徐星：我希望年轻老师、学生包括我自己，每次作完科普报告时——无论是大报告还是时间很短的小报告，都要反思一下：这个报告好不好、目的达到了没有、能不能有所改进？不是完成任务就行了，我们应该带着责任感和荣誉感去做这件事。

我们很少能停下来思考——突然有个热点，研究人员就匆匆忙忙上马，匆匆忙忙采数据，然后匆匆忙忙得出一些结论，很少有时间仔细思考热点背后有哪些科学问题，或者说存在哪些难点。

我发现，在准备科普报告时，反而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这在客观上也是对科研的反哺，从另一个角度推动自己的研究，让思维更加清晰。

《中国科学报》：作为小学名誉校长，你打算做哪些事情？

徐星：实事求是地说，让科学家去中小学花很多时间做科学教育，不是很现实。即便在个别学校开展试点，也是缺乏推广价值的。

因此，我们做这件事更多是一种示范效应。一方面希望科学家、公众和国家对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多一些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使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在科学教育上投入更多精力。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的社团活动特别丰富，科学实践活动办得非常好，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就想能不能帮助他们多做一点事情呢？第一个选项是每年为孩子们上几次课，作几场科普报告，跟同学们交流；第二个选项是组织学校的科学教师座谈，分享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或许能帮助他们在教学中做一些探索和实践。

专业化科普：可以考虑的职业方向

《中国科学报》：你曾建议在大学中设置科普专业，能不能详细谈一下这个理念？

徐星：就科普的专业设置而言，有两个难点。一是从事科普的学生不仅要经过专业的理科训练，还要接受文科及表达能力方面的良好训练。实际上，这两个人群经常结合不到一起，文理兼修是很难的。二是现在科学的分工太细了，要设置一个科普专业，学科领域重点究竟在哪里，培训体系又如何建立？

其实个别大学已经设置了科普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点，但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科学普及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设置和完善科普专业是有必要的，只不过难点在于怎样落地，这需要大家进一步探讨。

现在每年研究生招生的数量非常庞大，所以在研究生群体中，我们是可以筛选出一批愿意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才的。现在国家也在鼓励发展交叉学科，最终这些专业的研究生被培养出来后，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学术，很多人要走向其他岗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选择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科普岗位。

这几年我经常给学生传达这样的理念，不见得非要将自己定位在学术研究上，就职业选择而言，科普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创作出更好的科普作品？

徐星：比如，我们要写一本科学绘本，如果孩子看不懂，那就是失败的绘本。科学家也好，专业的科学记者也好，因为受过专业训练，在这个领域中的时间太久了，有时很难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理解这个世界。

反过来，我们把核心内容告诉充满童心的作家，请他表现出来，效果可能会更好。科学家要善于跟这些有能力、有童心的艺术家、文学家合作。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普？

徐星：很多年轻人不愿投身科普的原因在于社会观念。现在整个社会是比较功利的，凡事都追求效果。比如做科研，如果能很快拿到各种“帽子”，你的待遇问题就能更好解决，也就更容易拿到好的资源。当我们普遍追求效率时，大家就会焦虑，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家更容易攀比，且攀比的标准比较单一，指标很少。

但做科普不是这样的，它的功利性不是那么强，并不能给你带来荣誉上或者经济上的直接利益。不过，随着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和国家系列政策的出台，我们将拥有一个对科普人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这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科普事业。

另外，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建立起一种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才能慢慢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让科普活动得到更多认可。

从个体角度，我们也要更多关注自我，关注一件事能否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喜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哪怕没有那么多经济回报，也不要过多纠结。我想只有社会和个体共同努力，社会环境才能慢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