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1960年前后。当时我在莫斯科学习，苏联物理学界最权威的俄文期刊是《实验与理论物理》，我在阅读这份杂志时，注意到周光召发表的多篇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论文。当时他是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他的成果已得到高度评价，这位杰出的青年学者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重视。

1984年，杜祥琬与周光召（右）在意大利IUPAP会间。杜祥琬供图

20世纪60年代初，光召回国，即投入中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是突破原子弹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我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九院理论部工作，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当时也就三四十岁，他们带着一批更年轻的人，正着手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有幸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学术功底、平易近人和严谨学风使我们深受陶冶。他们提倡学术民主，围绕如何突破氢弹原理，开“鸣放会”，让大家广开思路，建言献策。我们一参加工作就受到“三老、四严”（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肃、严密、严谨、严格）学风的教育。为探索氢弹原理，去上海出差算题，他们和大家一起坐火车去。1966年底进行氢弹原理试验，零前（试验前），光召、于敏和我们一起住帐篷，坐在地铺上，用计算尺、手摇机反复推敲理论预估的数据。核武器可以说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但中国自主突破核武器原理，解决其中一系列的物理和技术问题，却有赖于各基础学科知识和方法的硬功夫。光召在数理方法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勤于思考，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中，苏联提供的一份资料上的个别数据的可信性，引起了大家激烈的争论。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确认那份资料上的数据有误，从而结束了争论。后来的试验结果也证明了他计算的正确性。这是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人在应用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好例子。同时，这也是一位科学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人，而是唯真求实，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和品格的表现。他还带头编写讲义，为大家讲授“爆炸物理”“二维流体力学”等，培养青年研究人员，让大家边干边学，干成学会。

光召和理论部的同事们一起度过了“文革”十年的困难时期，受着批判还得坚持“业余抓生产”。1969年，根据“一号命令”，军管下的理论部被一锅端地搬迁至四川“三线”，光召和我们一起坐着货运的闷罐子车，走走停停地历经几十个小时来到曹家沟。在沟里，每顿饭是4分钱的熬白菜或煮萝卜，一会儿就饿了，大家周日只好到梓潼县的小餐馆去改善一次生活。由于完全没有工作条件，几个月后我们不得不陆续“出差”回北京九所原址工作。1974—1975年，邓小平同志短期复出工作，强调恢复生产。当时光召已是理论部（已改称九所）的业务负责人，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成立了“规划组”，由李怀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在部主任的领导下，负责制定“发展规划”。上级为九所干部办的“搬迁学习班”，最后也变成了恢复科研生产的学习班。光召、于敏等决定重建“中子物理室”，要我担任室主任，我在工作中一直感受到他们高水平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核武器这支队伍对周恩来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前夕，九所各室的同志们扎了14个花圈，光召和大家一起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花。此事竟引起了“四人帮”的追查，所里贴出的悼念总理的诗词也被打成“反革命诗词”受到批判，我也在被批判之列。不久，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大家都住进了抗震棚。精神和体力的重负之下，又正值炎热夏日，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痢疾，不得不住进危楼养病。光召特意赶来看我，他坐在我的床边，话语不多，但他的各层心意，我都深深领会了。

后来，光召走上了中国科技界的领导岗位，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4年，在李政道先生的斡旋下，他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负责人，与在我国台北的物理学会进行了谈判，签署了协议，使中国物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中的席位，而把台湾的学会称为“位于中国台北的物理学会”，这一模式后来为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所采用。同年8月，光召率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赴意大利底里亚斯特参加IUPAP大会，这样，新中国的物理学会正式成了IUPAP的成员。光召随后当选为IUPAP副主席，代表团成员还有杨国桢、赵凯华和我等几个人。这次随光召出访，也是改革开放后我第一次出国，目睹光召从容不迫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他还在会间散步时对我说：“做国防科研时，不放弃基础研究，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这句话给我留下宝贵记忆，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榜样，他和苏肇冰关于闭路格林函数方法的研究工作，正是他在九所工作期间进行的。那次出访前，他还对我们几个人说：“意大利会后，我就不管你们了，谁要去哪里访问自己联系。”我于是联系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从事中子物理学研究的同行，进行了几天学术交流、访问，这是光召给我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光召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曾有过多次讲话，每次讲话都含有基于深思的独到的思想。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认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他说：“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掌握和参与发现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给出科学的回答，发展相应的理论和技术，帮助政府制定科学的对策，这是中国科技界的历史责任。”并且他强调科技工作者要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多次举出钱三强先生是一个榜样，他总是超脱部门和单位的利益，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组织领导科学技术事业和选用、培养人才。他对“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了独到而深刻的阐述，他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遗传因子，有自己的DNA，我们这个家的DNA是什么呢？那就是‘唯真求实’四个字！”他强调科技工作者要重视思想品德素养，确立崇高的价值观。在世界物理年的讲话中，讲到爱因斯坦时，他说：“我们纪念这位伟人，不仅要了解他在科学上作出的重要贡献，更要学习他在任何困难条件都一心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学习他为实现社会公正而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对科技评价体系，他强调要避免评价体系的急功近利，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有长远影响的工作；他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人才，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以及科学普及等层次都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大力培养、关心青年人才成长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人尽其才”。他希望领导者、管理者要首先做好管理、领导工作，为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

光召虽然担任了高层领导工作，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仍同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保持着科学家的习惯和风格。他多次回到工作过的单位作学术报告并与大家交谈。他给大家讲了国际上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故事，说明学科交叉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有一次回九所的研究室看望大家，有同志问道：“参加工作后需要的知识与学校学的不一致怎么办？”他回答说：“学用不完全一致甚至用非所学是常有的情况，只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对各个研究院所和企业的新进展十分敏感，经常亲自下去了解情况，仔细询问。他特别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扎实工作、求实创新。同时，也尽他之所能沟通学、研和产业的结合，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在科协评选“求是奖”时，他特别关照国防科技领域的“无名英雄”。在周光召基金会研究奖励工作的指导思想时，他特别强调“要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

在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和周光召等一批物理学家负责核武器研究、突破的年代里，他们培养了一支事业心强、团队精神强、学术民主、团结和谐的队伍。大家都不习惯称呼头衔、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光召虽然威望很高，且后来身居高位，但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见面还是不习惯称他“周院长”“周主席”或“周委员长”，仍习惯地称他为“老周”，这也和他待人平和、亲切直接有关。他的夫人郑爱琴原是化学专业的，为了支持光召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光召所在的单位，发挥她英语好的优势，专门做科技情报的调研工作。她不仅是光召的贤内助，也对我们全所的工作很有帮助。他们生活俭朴，很不讲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他们和女儿还住在一套只有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里。

光召通晓多国语言，有着广泛的国际学术交往，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工作高效，才能出众。他为国家和科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载入史册，他的优秀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