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在上海逝世，享年70岁。

与徐洪杰相处过的人，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有人说，他不像科学家，平时总穿着牛仔裤和马甲，遇见谁都能“侃”上几句；有人感叹，身为一名核物理学家，徐洪杰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因为他忙于“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这两大“国之重器”，以至于分不出精力写论文。

也有人评价，“徐所长在产业化方面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徐洪杰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上，也体现在站在工业应用、服务民生的视角，强调通过“有组织、建制化”的科研，开展应用目标导向的研究和攻关。

徐洪杰 上海应物所供图

低谷期，他跑企业“化缘”

1992年，徐洪杰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应物所前身，以下简称原子核所），并很快走上管理岗位。

“我和小徐共事了5年多时间，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让原子核所在国家发展需求下、在中国科学院的框架下发展得更好。”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子核所原党委书记沈文庆回忆说，“那段时期，原子核所基于核技术优势发展了很多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上世纪90年代，原子核所正处于发展低谷，学科多而散、经济状况不好，一度发不出工资。在徐洪杰等人的领导下，原子核所涅槃重生。

为了让研究所“活下去”，徐洪杰十分关注原子核所所属企业发展状况，到每个企业调研、交流。他常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所，研究所也会支持企业的发展，大家要形成合力，共渡难关。”

徐洪杰的真诚打动了这些企业，它们每年都主动拿出一部分利润支持研究所正常运转。同时，徐洪杰设置了“专项奖励”鼓励企业经营者。此后企业面临困难和改革时，徐洪杰始终强调以人为本。

上海应物所原科技开发处处长张海荣与徐洪杰的初次见面，就是源于一次调研。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海荣在上海科学仪器厂当厂长。后来，在徐洪杰的鼓励下，张海荣来到研究所担任开发处处长。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决定，因为此前所里几乎没有企业负责人到职能部门任职的先例。

张海荣回忆，徐洪杰带领团队做了几个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股权转让的“大项目”。每每团队陷入思维困局或合作停滞时，徐洪杰总能想出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法解决难题。

“徐所长对产业化一直很关注，也很有战略眼光。他很早就说过，企业要让企业家做，研究所要做好可转化的技术。”张海荣说。

正因如此，之后在牵头建设上海光源、开展钍基熔盐堆先进核能研发时，产业化早早被徐洪杰写进了规划蓝图中。

工程结束时，他推动国内制造水平提升了一级

2004年12月25日，上海光源破土动工。当时摆在上海光源团队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国内工业水平不符合大科学装置建设要求。

上海光源属于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此前国内没有同类型光源的建设先例。而大装置需要的很多零部件，国内相关厂家别说生产就连概念都不曾听过。

从国外采购相对容易，但徐洪杰坚持同步发展国产化设备，这就需要寻找具备“硬实力”的供应商。而对当时的不少国内厂家而言，生产这些器件设备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需要组织人手进行技术攻关、调试专门的生产线；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小，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仅上海光源一家客户。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徐洪杰协调多方资源，带着一批年轻人一边调研，一边走南闯北找合作伙伴。达成合作意向后，上海光源团队和厂家反复优化技术指标、产品工艺，使之最终满足光源建设需求。

“上海光源工程建设完成时，国内好多厂家的制造和工艺水平都提升了一级。”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原副主任肖体乔说。

产业链水平的整体提升，也使团队有了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一次，一个重要部件临近安装时，国外供应商突然变卦，表示“无论如何，做不出来了”。徐洪杰第一时间动员各方力量，开会讨论应急方案，最终找到有加工能力的厂家生产部件，赶上了安装进度。

“做工程太难了，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情况。”肖体乔感叹，“徐老师能够把全所的力量凝聚起来，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做好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上海光源的建成，不仅有力支撑了我国基础研究的突破，也不断强化了“面向经济主战场”的服务能力，推动行业创新和产业能级跃升。

在上海光源工程建设接近尾声时，徐洪杰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工程中的技术积累和经验服务于民生。当时，国际上质子治疗迎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则刚刚起步。考虑到物理原理相通性，徐洪杰决定推动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守贤建议的质子治疗装置国产化项目。

尽管后来因专注于钍基熔盐堆的发展，徐洪杰未直接参与质子治疗装置国产化项目，但他一直关注该项目。“可以说，徐所长是首台国产质子治疗装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张海荣说，“每次碰面时，他都会问我项目推进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支持。考虑到我们在临床方面并不擅长，徐所长还请来了他在美国的同学，为项目的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1年11月，由上海光源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国产首台质子治疗系统启动临床试验。两年后，该系统在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得知消息后，徐洪杰特地来到现场，在表示赞许的同时，反复强调：“临床转化需要重视和医院的合作，我们说‘好’没用，医生说‘好’才有用。”

徐洪杰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但他从不主张让科学家“包揽”从基础研究到上市的全链条工作。他始终认为，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科研团队的主责主业是科研。

然而，面对特殊情况，徐洪杰也会“特殊行事”。

研发中，他设计工程建设和产业化齐步走蓝图

2016年，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实施的第六年，徐洪杰决定成立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布局推进技术产业化。

最初，很多人都不理解徐洪杰的决定，因为当时反应堆还未选址，前期基于实验室的技术仅处于“半成熟”状态，远未达到直接转移转化的程度。但徐洪杰仍坚持推进产业化，并亲力亲为，带队跑市场、谈融资。

“徐所长和所里都给我们提了要求，要完善钍基熔盐堆的产业链。我们在研究所的支持下成立了公司，将我们在钍基熔盐堆研制过程中制备的仪器产业化。”上海应物所钍基熔盐堆技术总师、氚科学与工程技术部主任刘卫回忆道，“徐所长说，‘刘卫同志做成果转化，希望所里不要管太多，他想做啥就做啥’。”

此外，钍基熔盐堆产业链上游所需的合金和石墨、高端熔盐、仪器设备等均由团队自行研发，实验堆整体国产化率超过90%，关键核心设备100%国产化。

“现在回头看，当时如果没有考虑成果转化，后来实验堆建设期间，可能就会面临关键材料、设备供应链跟不上的难题。”徐洪杰的学生、上海应物所重大任务与科技发展处主管戴彬彬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徐洪杰关于钍基熔盐堆产业化的思考与布局，远不止于此。

考虑到熔盐堆真正能够应用需要数十年，一般企业和投资公司等不起那么长时间，徐洪杰在2010年就提出，在实现“大堆”产业化这条发展路线之外，还要同步研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通过标准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使小型模块化钍基熔盐堆尽早实现工业应用。

2020年的一天，徐洪杰路过上海应物所位于市中心的一处“驻地”。在原子核所时期，这里曾是研究所购买的实验物资和人员出差的中转站。

想到上海应物所原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朱彬华就住附近，徐洪杰叫上他一起吃饭。聊天中，徐洪杰畅想了这块驻地的未来。他计划将这里变为一个供潜在合作方参观的展厅、基于钍基熔盐堆的碳汇交易大厅。届时，在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国家的能源问题将得到解决。

“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开心，像个孩子。”说起这位老领导、老邻居和自己最后的一次见面，朱彬华的眼眶有些发红。“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研究所，献给了他热爱的科研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