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很多高校都在提‘特色鲜明’，既然‘鲜明’，这些特色就一定可以表达，但为什么很少有学校把它表达出来？”

“5年时间，高校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瞄准那几件事去谋划？”

“我们的大学种类、层次多样，为什么大学的定位语大多是几个‘高频词汇’之间的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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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疑问来自不久前在山东省潍坊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这场会议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与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潍坊学院承办。会议的名称——“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十五五’时期发展战略规划编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已经直白地说明了组织方的用意。

也正是这样的主题，吸引了400多人线下参会，以及1.6万人在线观看。大家都想知道，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五五”，高校该制定一份怎样的战略规划，才能摆脱“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宿命？

只有规划，少有内涵

要制定战略规划，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学校现在是什么样，将来要建成什么样？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曾担任浙江农林大学的党委书记。彼时，该校刚升格为“大学”，一个月后还要举行党代会，“新官上任”的宣勇需要在短时间内对学校未来的发展作一个科学的定位。

于是，他指导在读研究生收集、整理了国内近800所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语。他还打算教学生如何通过编码分析，对这些词汇进行科学统计。

然而，学生却告诉他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

“将这样几个词——国际、国内、著名、知名、高水平、一流、特色鲜明、综合性、多科性、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就能覆盖大约70%被调查高校对自身的定位。”演讲时，宣勇语气颇为无奈。

“我很困惑，既然是特色鲜明，这些特色就一定可以表达，但为什么很少有高校把它表达出来？”宣勇问道。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于高校在制定战略规划时这种定位趋同化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总结为“只有规划，少有内涵”。

“具体来说，大家对于规划都很重视，但仅仅将其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不会考虑规划对于学校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别敦荣说，这致使规划编制方不会特别考虑学校自身特点，以及在国家战略、地方需求和教育发展这几个维度中，学校该有什么选择，其结果就是学校自身定位与认识上的千篇一律。

与定位相似，高校对于发展目标的表述也呈现同质化倾向。

在另一项研究中，宣勇让研究生统计了国内885所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定位语，发现在这些高校中“高水平”一词出现了459次、“一流”一词出现了345次。在所有提到“一流”的高校中，“国内一流”以及“全国一流”被提及了125次，“世界一流”被提及了58次，“一流大学”被提及了47次。

“我们统计的全部为地方高校，这些高校占据了国内高校总数的95%，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宣勇说，但其中约六成为1999年以后新建的本科高校，且财力普遍不足。比如2024年，各省份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生均经费支出差额的中位数就达到了3万元，其中差距最大的省份达到了4.6431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大量地方高校将“双一流”作为发展目标，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光礼在会上直言，战略定位是高校“十五五”战略规划的核心。

“何为战略定位？”在他看来，战略定位就是让学校有差别地打造比较优势，形成竞争力。“战略定位一旦确定，便决定了大学的使命与愿景、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研究、人事与人才……总之，战略定位的核心法则是做不同事情，是差异化、是聚焦。”

既然如此，高校该如何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

有勇气的大学

谈及如何定位，周光礼画了3个彼此交叉的圆。“这3个圆代表的是想做、该做以及能做。”

说得再透彻一些，“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学校自己想做什么，即愿景；国家需要学校做什么，即使命；学校又能够做什么，即擅长”。周光礼说，三者的交叉地带就是学校的战略定位。

在宣勇口中，这3个圆变成了3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高校要搞清楚自己当下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再弄清楚自身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以及使命和愿景是什么。”他表示。但是，目前高校对于自身定位普遍存在偏差，这使得其往往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这一问题的直接表现便是高校制定规划时贪大、求全。正如宣勇所言，“在高等教育领域，‘官僚主义’最大的表现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是管理者提出太多不切实际、不顾实情、不讲实效的办学决策与要求”。

多年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廷柱在给国内某重点院校做战略规划时，曾经有过类似感慨：“5年后回头看，一所高校能做成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有几件？既然能做的事情有限，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瞄准那几件事去谋划？”

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如何确定哪些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对此，学者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比如SWOT分析法，即分析组织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外部机遇是什么，以及外部挑战是什么；再比如基标法，即将一个行业领先者设为标杆，寻找自身与标杆间有哪些差距。这些具体措施固然有其价值，但在宣勇看来，所有举措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学校敢不敢真的舍弃一些东西。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台湾作家刘墉分享了一个人生感悟——‘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人的本性。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登不上另一座高山？因为登另一座高山的前提是要从现在的山上下来。这些人下不来，他们怕失去既得利益。”宣勇说，“在战略规划中，选择做什么需要智慧，而选择不做什么需要勇气。”

所幸在高教领域，有些学校是有这份勇气的。

在演讲中，有学者提到了一所位于我国五线城市自贡的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