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科无用论”引发的热议，还是“文科复兴”的时代命题，都绕不开一个核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思维与姿态，谈论文科的当下与未来？对讨论而言，问题往往比答案更重要。

从问题的维度出发，这个问题是如何成为公共议题的？“文科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什么关系？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其他学科存在“无用论”吗？“无用论”是所有学科都面临的共性问题，还是独有文科面对的个性问题？如果是共性问题，为什么只有“文科无用论”成为公共问题？如果是个性问题，文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目标定位的问题？教学教法的问题？学生学习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呈现出来并如何评价？就业率吗？是一时的就业率，还是一定周期的就业率？如果前者，为何是当下的“一时”？如果是后者，该设置多长时间为周期？

从答案的维度出发，面对“文科无用论”这样的老问题，该“重新讲”，还是可以“接着讲”？如果重新开始讲，从哪开始？如果是“接着讲”，之前都哪些人在围绕“文科无用论”公开发表意见？从话语身份上说，是老师更多一些，还是学生？如何发现“沉默的大多数”的诉求？所有浮出水面的问题，是基于研究便利的“理论问题”，还是基于大量调研的“真实问题”？从问题/建议的维度说，表达者如何界定问题并提出了哪些建议，或解决之道？这些建议方案与问题分析之间是什么关系，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

如果谈论文科的种种问题，这是我的关切点，也是我的关注姿态与思维方式。只有真正搞清问题的底层逻辑，搞清问题的由来与争论的焦点，才可能提出有效的方法。否则，要么是正确的废话，要么是人云亦云，不少争论只是增加了一些热度与喧嚣。

如果说要“接着讲”，我们该如何汲取前人的智慧？去年与方延明教授的交流给了我启发。他的经历颇具典型性，一方面他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创始院长，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另一方面，他是数学系毕业，长期关注数学文化，这种文理兼通的背景与经历，能提供特别的视角。他认为文科面临四大“困境”：融媒体、AI、AIGC、DeepSeek大模型等新技术挑战，深陷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经济运行压力的双重困扰，背负着文理分科的后遗症，且文科发展滞后于社会实践，逐渐被边缘化。他提出的破局思路是，“踏踏实实建构精英教育、通识教育、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架构体系”。（《文科复兴的困境与破局》，方延明，《东南学术》，2025年第4期）

此前，他曾撰文《“新文科”建设，何以必要以及如何可能》（《江海学刊》，2020年5月），《新文科建设探义——兼论学科场域的间性功能》（《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提出解决之道，从学生的维度，“在新文科教育体系建设中，必须让学生在分析问题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三方面打牢底子”。

如果“接着讲”，在这些学科体系建设基础上，又该如何“讲”？

作为曾经的“文科生”，职业生涯长期伴随着文科的影响，我一直以来最大的体悟，就是改变“文科”，先改变“思维方式”，无论是浸润其中的师生，还是激扬文字的围观者。近年来与学界、业界交流中，我一贯的思路是，文科复兴一定要“去文科化思维”。所谓“去文科化思维”，并非否定文科价值，而是告别单一、封闭的思维惯性，引入理性、实证、系统的现代思维。

简而言之，文科体系中需要补充一些课程作为必修的公共课，如逻辑学、统计学、写作学、修辞学、档案管理学等。当然，这些课程本身的内部调整是另一个问题。

任何改变，都意味着有破有立，“破”什么，如何“破”，“立”什么，如何“立”？在思维方式方面，至少要注重“四破四立”。这既是对传统文科教育路径依赖的“破”，更是面向未来、重塑认知框架的“立”。

就目前的教育体制看，有文理工医之分，而从个人成长的维度看，“文科”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从学习到工作，从身份到精神，贯穿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个人的认知框架与思维方式。

2023年，应知名学者王立新教授邀请，参加深圳大学“文化与人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时，我分享的题目是《“人”的现代化及其思维方式：基于报告的思考》。

导入古今中外的观察框架，如果跳出“文科”的争论，从“人”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所有关于学科的争论，将通往“人”的“现代化”，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思维，“开放—开放心灵”“多元—多元的价值观”（韦政通语），丰富“科学的致知模态”，实现“认知的独立”（殷海光语），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人。

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人，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并非对文科的否定，而是对文科生命力的激活，这要求我们不再将文科视为“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介入现实、塑造未来的“思维底座”。

从“人类的知识”（罗素语）出发，文科乃至所有知识的终极价值，都指向人的成长与认知升级，“知识不是人生的目标，它只是帮助人省思而已”（汪丁丁语），知识的唯一目的是“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笛卡尔语），知识的最高境界是“真且通”（金岳霖语）。

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改变“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