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文（山西大学）

2025年11月，5月龄早产儿小洛熙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房间隔缺损修补术。这场被医生告知“成功率极高”的“入门级微创手术”，以小洛熙抢救无效离世告终。12月14日，宁波市卫健委通报直指涉事医疗团队存在“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的问题；19日，小洛熙家属公布尸检报告，该事件再次引发热议。

幼小生命的消逝、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这些都让人惋惜、动容。而这场悲剧的发生，暴露出医患沟通上存在的致命漏洞。无论是术前的夸大诱导、术中的信息缺位，还是术后的推诿沉默，患方的知情权都没有得到满足，这无疑使医患间的信任雪上加霜。

在手术进行前，主治医师在讲述病情时夸大处理，信任危机的伏笔由此埋下。小洛熙在医院进行常规体检时，被查出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称不进行手术很难自愈，可能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甚至造成脑瘫，并向患者家属说明手术成功率高达99%，以此诱导家属尽快同意进行手术。

但尸检报告显示，患儿并未检出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鉴定结论为，小洛熙因接受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并发心力衰竭、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多位权威心脏外科专家指出，对于直径较小、无明显症状的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患儿具有较高自愈可能，原则上可以观察随访，无需急于手术。

由此可见，医生在向家属说明情况的时候，刻意放大了保守治疗的风险，淡化手术的潜在难度，这本质上是对患者家属知情权的漠视，对生命的轻率与不负责任。小洛熙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紧张和关心，以及对医生名号和三甲医院知名度的信任，选择在当天办理住院手续，做术前准备，但这份信任最终被事实打碎。

术中，患者对关键节点毫不知情，对手术过程的决策参与权被完全剥夺，这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定手术时间为2.5-3小时，但实际耗时却长达7小时10分钟。且被迫二次开胸和创口未缝合等会对手术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情况，院方都没有及时向患者家属说明并征求同意。

术中被告知的存活率仅为50%，而术后初期宣称的“手术成功”更是极具讽刺意味。这绝非单纯的沟通失当，而是主观上刻意的隐瞒、欺骗。

手术本就是医生、患者、家属三者共同面对的战场，家属的知情权与同意权绝不该被隔绝在厚厚的手术室门外。及时沟通作为医疗规范的基本要求，不可忽视。院方对小洛熙术中突发情况的隐瞒，让“信任”二字在漫长的等待与最终的噩耗中慢慢消失。

术后院方集体沉默，是在全力调查，还是在逃避责任？《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医疗纠纷发生后，医院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沉默”。在患者家属与公众看来，医院的沉默会放大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大众对医疗的信任大打折扣。

小洛熙离世半个多月后，院方才在家属的多次要求下，提供了与手术相关的部分监控视频片段。12月20日晚8时，涉事医院发文回应小洛熙尸检报告，进行澄清和辩护，却又很快删除了相关内容，这恰恰暴露出医院在沟通、回应上的不明确性和模糊态度。

医院的沉默实则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但这种做法会让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肆意发酵，滋生出不实猜测，激化公众的不满情绪。

许多社会事件都是因信息不对称引发舆论失控，最终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医院主动沟通、及时回应、勇于担责，远比沉默等待更能安抚家属情绪、平息舆论争议。

韩红、邓琳琳等公众人物亦为小洛熙事件发声，希望医院能对该事件尽快作出合理回应。涉事医院的沉默，无法成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反而是让仅存的信任彻底崩塌的助推器。

面对医患沟通的诸多沉疴弊病，重构医患沟通体系，让患者家属的知情权落地生根才是破局之道。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并严格落实医疗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术前、术中、术后必须告知家属的内容，将此纳入责任追究体系，严格禁止选择性告知、虚假告知等行为。

在社会层面上，应推动社工服务机构等第三方沟通平台介入医患纠纷调解，平衡双方的信息差和话语权，并对公众加以理性引导，营造互信、平和的医患沟通氛围。

5个月大的小洛熙无法替自己说出真相，但是涉事医护人员的免职和对医院领导的追责，绝不应该成为事件的终点。唯有以这场悲剧为镜，推动医患沟通的全面透明化，让知情权、同意权落到实处，才能让患者家属不再身处真实情况的黑箱中，煎熬等待；让公众不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中，消解对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信任。

当医患间的沟通真实、及时，医疗才能真正回归“救死扶伤”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