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读者王浩在阅读女作家杨本芬的《豆子芝麻茶》时，通过Paperyy查重软件发现其中存在疑似抄袭内容。2月24日，他在个人社交账号发文《插播：杨本芬和霍达异曲同工之妙》，引发关注。次日，曾被贴上“素人作家”“60岁开始写作”等标签的杨本芬通过个人账号作出回应，承认“袭用别人的语句”，并向读者及被冒犯的作家致歉。（3月12日 澎湃新闻）

自2024年10月发布首篇“鉴抄”帖以来，王浩已指认蒋方舟、贾平凹等老中青三代共30多位作家涉嫌抄袭。其中，杨本芬是为数不多的回应者之一，而文学生产的相关方普遍选择“沉默”。

这种“集体沉默”有三方面表现。

一是涉嫌抄袭的作家从不回应。像王浩所提及的30多位作家，绝大多数对质疑视若无睹，且依然活跃于公众视野。更有甚者，越是沉默，越显“高冷”，越有流量。

二是出版机构集体失语。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需历经编辑、校对、审核等多个环节。面对抄袭质疑，出版方却选择沉默不语。值得玩味的是，涉嫌抄袭的作品仍在发行流通，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

三是文学评论界默不作声。当抄袭问题连普通读者都能发现，专业评论者却集体噤声。连一些获奖作品受到质疑时，文学评论界以及涉事颁奖机构也选择沉默不语，这种反差令人困惑。

相关方选择“集体沉默”，动因并不复杂。对作者而言，公开承认抄袭将面临名誉扫地；出面否认又缺乏足够底气；对出版方而言，选择沉默可以避免承认编校环节失察，从而规避相应责任。在这里，“不回应”反而成了“理性”选择。

抄袭行为界定较为复杂，也是“集体沉默”原因之一。与学术论文拥有明确的查重标准不同，文学创作涉及主题、情节、人物、语言风格等多个维度，判断是否构成抄袭需要综合考量。这种情况下，贸然回应可能陷入无休止争论。因此，选择沉默便成为各方“明智”的自保策略。

此外，文学与出版行业在原创性审核与抄袭监管机制上存在短板，为“集体沉默”提供了机会。目前，多数抄袭质疑依赖舆论监督和读者自发的“鉴抄”来推动讨论。然而，民间“鉴抄”难以形成约束机制，无形中纵容了侥幸心理，以致“沉默”沦为惯性思维。

这种“集体沉默”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不仅挤压原创作者生存空间，动摇其坚持原创信念，还会消耗读者的信任，导致阅读热情消退，削弱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价值，进而损害有关各方的公信力。

面对抄袭质疑，“集体沉默”不是金。相关方只有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才能守住文学创作的底线。主管部门不妨借鉴论文查重与鉴定的成熟经验，厘清抄袭边界，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判定标准，以新规范压缩模糊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还文坛一片风清气正的创作天空，让文学焕发出应有的光彩与尊严。